名人日记和书信中的“不设防”


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不妨给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这开场白有点像是辩白探人隐私的理由,其实这实在是许多人想了解某些人某些事真实全貌(真相)的正常心理企图或欲望罢了。
我因不能免俗,进入中年以后,也逐渐有了读人日记和书信的偏好,并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呈有增无减之势,日增月累,竟收购淘得了不少名人的日记书信类书,于消闲把玩之余,居然得此间中不少乐趣,感觉好像是提高了自己精神生活的质量。
近年还流行一种类似谈话的文章体裁,比如《XX谈XX》、《XX对话录》之类,其实只是书信尺牍的变种,将过去的纸上对谈变成坐在一起谈话罢了,当然因为是谈话,也就更加随便和散漫一些或更幽默轻松一些,当然有时也可能会更加刻薄和尖锐一些。
但我近日读的一册《茅盾晚年谈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年7 月出版)竟是谈话的一方以日记和追记的形式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后集中成书发表的著作。作者是茅盾太太孔德沚的胞弟、现代著名文人、作家兼出版家的孔另境的妻子金韵琴。谈话的双方是极为亲近的人,而谈话的主要一方茅盾是曾经的国家文化部长,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历史重量级人物,他邀请这位亲戚到家作客,主要是为了消遣时光和叙亲近之谊,所谈地点都在家中客厅,所谈内容并无规划和预设,是随时随心而而发,故并无发表的准备,而另一位却将记录谈主的内容作为一件非常重视的事情来完成,这就形成了一种颇为有趣和极为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谈人论事时全无设防之心。两位亲近的老人在“文革”期间的1975 年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共同生活,谈话聊天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之所以拜读这类书,就是对书中人物谈话中涉及的诸多人和事感兴趣。比如书中所记茅盾谈到康生和邓拓的事:在“文革”前,有人向刘少奇告状,报告邓拓利用职权将自己的藏画,换取荣宝斋的画。刘少奇就利用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康生、王冶秋、邓拓、齐燕铭、茅盾等开会结束时,当着这几个人的面提出了这件事,并予严肃批评。邓拓当即辩解:是用标价相同的画换的。还当着众人的面说:康生同志早已是这样做的,王冶秋同志可以作证。康生听了邓拓的话,低头不语,显得十分尴尬。在座的人都很惊讶:邓拓竟敢当着康生的面这样说,使他下不了台。后来,“文革”开始,邓拓很早就被揪出来了,被安上什么三家村之一的罪名,逼得他自杀了。这件事,难说和康生没有关系。这里传达的信息是闻所未闻的。
还有一则是记茅盾谈范长江的。范长江可谓是革命新闻工作者的祖师爷了,是他提出了办报要做“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两者可以统一。同时又提出办报三准则:“言论自由”、“绝对真实”、“大家办报、大家用报”等新闻观点。我从30多年前一脚踏进新闻单位的门开始,他就是我十分崇拜的偶像。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就死了,一直想知道真相,但却无从了解他是怎么死的,只晓得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但凡在“文革”中死去后来平反了的文化人士的死因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究竟具体是怎么死的,公共媒体的报纸电视电台上是从来语焉不详,只有天晓得。在这本书里茅盾却讲出了事情真相,终于让我解开了几十年的谜。
范长江从30 年代中期开始, 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旅行和战地通讯,著名的有《中国的西北角》《西北近影》《陕西之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他是第一个冲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记者, 从抗战时开始就成为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领导者。解放初期,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在“文革”中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最后被逼跳自杀。当时结论是“敌我矛盾”。为什么呢?理由是正在劳动改造的某蒋军军官揭发了蒋军在红军长征时期堵截红军时,记者范长江曾告诉他红军可能自毛儿盖突围。当时蒋军军官认为毛儿盖地势险恶,突围困难,红军不会走这条路,因此未派驻重兵。可是后来红军果真从毛儿盖突了围。在“文革”无法无天的特殊年代的历史环境下,范长江是有话无处说,终于被逼跳井,一了百了。原来如此!看得我心惊肉跳呵。
也有貌似不登大雅之堂,却实在很表现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的趣闻:茅盾年是已高,肠胃不太好,常常要放屁,有一次他在书橱前找书时,忽然发出一阵连环响屁的声音,弄得在一边织毛线的作者忍不住笑出了声,马上被他发觉,连连陪着笑说“俗话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你说是不是呀?”弄得作者只好“对呀——”索性哈哈大笑起来。
茅盾谈章士钊:
章士钊是个出名的爱说大话的人。他有三个老婆,分住香港、上海、北京,是位瘾君子。去年九十多岁的时候死了。死前他曾夸口说,凭他的关系,可以使台湾和平解放。中央特派专机,把他从北京送到香港,以便转往台湾。不料在香港一病不起。死在了香港。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骂他是“吃十方”的,连青红帮也要吃……
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一书,定稿于1964 年,那年他84 岁。“文革”开始后,他见形势不好,连忙主动向中华书局提出,要将该书抽回,到1971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外交路线有变化,中华书局才决定出版此书……
茅盾谈郭沫若,转述别人对郭老“褒李贬杜”的意见,说他先定个框框,李好杜不好。比如李杜都饮酒,郭老却说杜饮酒不好,不说李饮酒不好;李、杜都信道, 但郭老只说杜信道,不说李信道。李、杜都曾赞扬哥舒翰,但郭老对李只当不看见,却对杜严肃批评。因此不少人私下说郭老不是实事求是——即使现在人不便直说, 将来却难免有人要说的。但他在考证李白出生在“碎叶”这一点,对中苏边界的划分,立了一个大功。
他对自己作品《子夜》的评价:“除了吴荪甫以外,我没有把资本家写好。吴荪甫是我着力描绘的人物,但我觉得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反正我对过去的习作,都是不满意的。过去,实在因为蜀中无大将,才把我这个廖化充作了先锋——真正的矮中取长罢了。”回忆往昔,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他过去迫于生活,卖文为生,不得不搞创作,暗中摸索,既走过弯路,也有不少错误。有时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后悔。他说要是当年生活过得去,不需要卖文为生,那么他做些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就不至于犯错误了。至于他创作犯了什么错误,文中也没有交代,我也想不出来。我只知道1949 年以后,他几乎没有再进行小说等方面的文学创作。反正这是真正大家的一种风范,而绝非泛泛的谦虚两字能够说明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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